新聞工作者是黨和人民的喉舌，這種定位和期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既影響了社會主義的文化實踐，又形塑了新中国的聲音景觀。學界以往對於「喉舌」的研究，多從宣傳的角度出發，討論新聞工作者如何領會黨的意志，並將其以文字、圖像和聲音等方式傳遞給民眾。[1]近年受聲音研究的影響，学者们開始注重考察聲音作為一種媒介，如何影響了聽覺共同體的形成和政治文化的改造。[2]在这一潮流的推動下，學界對喉舌的認知也從抽象的宣傳進入到具象的日常生活和感官體驗領域。

受此影響，本文討論「喉舌」的喉舌及其保健問題。喉舌，又稱喉嚨、咽喉、嗓子，作為人體的重要器官，對以播音員为代表的黨和社會主義的宣傳員来说至關重要。在日常工作中，由於發聲不當、疲勞以及其它原因，播音員的嗓子会發炎、病變以致聲音沙啞甚至失聲。關注喉舌的肉身面向是重要的，因為有助於我們觀察到作為政治主體的人與作為生命體的人之間存在的張力。本文回顧了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喉舌的醫療保健史，通過探索不同時期播音员對這一問題的處理，進一步挖掘社會主義聽覺文化實踐的生理限度及其內在焦慮 。

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喉舌醫療保健理念，大致以1955年為節點，分為兩個階段：傳統衛生理念下的喉舌保健，突出表現為喝生雞蛋；現代衛生理念下的喉舌保健，突出表現為訓練新式呼吸法和發聲方法。不過，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此處提出傳統與現代並非是鼓吹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為了突出現代衛生話語對過去的切割和自我決斷。[3]這一點，筆者會在下文論及。

一 · 食生雞蛋以衛生

聲音是古人衡量身體健康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道德經》有言：初生之嬰兒「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4]能夠哭號一整天而聲音依舊清澈響亮不嘶啞，是人體處於完滿狀態的最佳標識。當喉嚨有恙時，雞蛋，尤其是蛋清，是療補佳品。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指出，雞蛋能「開喉聲失音」，尤其是蛋清，有「清氣，治伏熱、目赤、咽痛諸疾」的功效。[5]總的來說，適時、適當地進食，不僅成為古人預防疾病、協調元氣的關鍵手段之一，在羅芙芸看來，還沉澱為中國文化基石的一部分。[6]近代以來， 在殖民者和受過西式教育的精英的助推之下，以“科學”的衡量標準、治療方法和認知理念著稱的新式衛生話語迅速進入中國，不僅構建出新的社會秩序，還嚴重挑戰了中國傳統衛生話語的主導地位。這由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中國播音員對雞蛋的認知變化可見一斑。

雞蛋在中共的保健事業中佔有重要地位。1943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致電正在延安的周恩來，由於戰時物價高漲，大後方重慶中共體弱和傷病人員原有的津貼及保健費已經無法滿足需要，因此希望能夠從1944年起，「病員保健每天每人以兩個雞蛋為原則」。[7]之後，雞蛋的使用更加細緻化。1949年《閩粵贛邊區各種制度暫行條例》規定，根據病情的嚴重程度，甲級傷病員每天補助「肉二兩、雞蛋二隻」，乙級「肉一兩、雞蛋一隻」，到了丙級就不再能吃上雞蛋了，只有「肉一兩」。[8]

播音員享受此等待遇，是在1946年至1947年間。1946年6月，國民黨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1947年3月，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開始向河北涉縣轉移。在涉縣，新成立的邯鄲新華廣播電台播音員通過模仿延安台同事的播音腔調，有效地維持了中共在廣大聽眾耳中的形象，為革命聽覺文化的最終形成補上關鍵一筆。[9]較少為人注意的是，為了保護這些黨的喉舌，邯鄲台給播音員提供每天2枚雞蛋的補貼。據播音員紀清回憶，剛工作不久，她就一次性領到60枚新鮮雞蛋，也即一個月的定量。此時紀清尚不知道雞蛋的用途，每天2枚雞蛋的待遇讓她「感到莫名其妙」。管理員的解釋讓她茅塞頓開：「為了讓你們保護好嗓子，播音效果更好，這是特別發給每個播音員的。」[10]

有趣的是，雖然這一習慣在延安台成為中央台之後繼續存在，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終止，[11]但它並非隨1949年延安台進京升格為中央台而立即被推而廣之，普惠全國各地方電台。各地方台播音員吃上雞蛋，另有自己的际遇。在河北台，這表現為地方演藝經驗介入国家政治的展演。根據播音員吳新的回憶，1950年末，新中國派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就台灣問題作長篇發言。這篇發言稿有一萬五六千字，不論是對河北台還是對吳新本人而言，播送這麼長的稿件都是第一次。而且，吳新當時只有十七歲，正處在變聲期，同事們擔心他的嗓子承受不了如此高強度、長時間的負荷。吳新回憶道：「不知誰聽說，演員臨時應急吃雞蛋和香油有效，同志們趕緊忙個不停。……中間放唱片時，同志們趕緊端進和好了的生雞蛋拌香油，黃乎乎的一飯碗，味兒也來不及品，便喝了下去。」此後，河北台開始給自己的播音員每天發兩枚雞蛋，「生著喝以保護嗓子」。[12]

在華東新華廣播電台，這表現為主動挪用。根據夏之平的回憶，華東台1948年在山東開始播音之後，即將延安台的這條規定「搬過來了」，每天給播音員供應兩個雞蛋。在華東台，播音員「一般都是把雞蛋打開一個口，生喝下去，據說這樣有利於保護嗓子」。 [13]到了華東台下屬的地方電台，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雖然華東台與1950年4月改名為華東人民廣播電台，駐地上海，並成為華東行政區五省（山東、浙江、福建、江蘇、安徽）一市（上海市）的上級電台，但它也沒有主動將每天兩個雞蛋的待遇惠及下屬各地方電台播音員。1951年9月，皖南人民行政公署財政處向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請示，是否可以向人民廣播電台的在編播音員每人每天提供兩枚雞蛋，並列入伙食補貼內報銷。同月，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批准這項提議，並將回信抄送給華東各省區市財政部門。這意味著在華東人民廣播電台編制內的每一位專職播音員每天都將得到兩枚雞蛋。[14]該政策在福建省從當年10月開始執行，因此也有理由相信，其他省區市可能也在同一時間執行。這則材料表明，就華東地區而言，廣大的播音員之所以能夠吃上雞蛋是下級機關提出申請，上級批准，進而形成跨地域、制度性的補貼的結果。

不管是從早期位於涉縣的邯鄲台、延安台，還是後來的華東台、河北台，播音員們一致認為生著喝雞蛋，能夠保護嗓子。但若刨根問底，追究這知識的來源，又一下子變得飄忽不定。在河北台是「不知誰聽說」，在華東台成了「據說」。如據此無法實證之例就簡單判定「食雞蛋可以衛生，保養喉嚨」為荒謬之談，則又顯得過於科學主義了。正如王東杰在不同情境中指出的，今人認為無稽之事，在時人看來卻完全可能是確有其事。關鍵在於認知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而且，知识在口头与文本等媒介之间穿梭之时常遭遇增益、删减与扭曲，不能因其沒有進入文字就否定其合法性。[15]更何況按照傳統中醫理念，雞蛋確有此效。不過，進入在五十年代中期，隨著衛生觀念的革新，這種認知也發生變化，由「食生雞蛋以衛生」轉而成為「食生雞蛋不衛生」。

二 · 食生雞蛋不衛生

1955年，廣播事業局批示決定取消中央台播音員的雞蛋補助。直接原因似乎是許多播音員領到雞蛋後，並不吃蛋清以潤喉，而是移作其它生活方面的用途，比如烹熟供整個家庭食用，而非一人獨享。上文提到的華東台播音員們也是在天冷之後，改生喝為煮食，「煮出一鍋雞蛋，大家美美地享受一番」。[16]因此，雞蛋並未完全適得其用。不过，在批示的最後，有一語道出此項調整的深層邏輯。廣播事業局指出「莫斯科廣播電台播音員並無以雞蛋補養嗓子一說，而是以改進呼吸方法和鍛鍊嗓子來改進播音，以達到提高播音質量的目的」。[17]此句有明顯的揚棄意味，表明中央已經決定放棄雞蛋保健這條本土道路，轉而向蘇聯學習，採用後者的方式幫助播音員加強自己的基本功，提高自己的工作素養。該批示下發到了所有省級電台，意味著此次變動並非拘於一地，而是全國性的政策調整。 表面上看起來，廣播事業局似乎唯蘇聯經驗馬首是瞻，中斷了已持續數年的本土經驗。但此表層之下，實際上反映的是對喉及其發聲機制認識上的根本性變化。 

需要簡單說明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不論是國民黨政府的還是中共的播音員，似乎都不太瞭解生理學意義上人如何發出聲音以及呼吸和聲音的關係，目前也未見這些播音員接受過呼吸和發聲培訓的史料。雖然播音員培訓班在五十年代初期也零星出現，但我們對該時期播音員是否接受過相關培訓所知甚少。

遲至1955年中央廣播事業局編《蘇聯廣播工作經驗》一書出版，呼吸與發聲方法才正式進入中共播音員的視野。這其中又以橫隔膜呼吸法為突出。橫膈膜是人體胸腔和腹腔之間的一層肌肉組織。人說話之前，一般會先吸一口氣，這口氣進入肺部之後，肺部擴張，導致胸腹之間的橫膈膜收縮下降，然後在呼氣時，橫膈膜放鬆上升，隨之呼出的氣流使聲帶振動，這種振動突破口腔，進入空氣並最終抵達人耳之後就會被解碼為聲音。如果說一個人的聲音特點受制於呼吸方法和發聲方式，那麼如何使用橫膈膜則是呼吸的關鍵，如何使用聲帶則是發聲的關鍵。在該書中，蘇聯廣播總局播音員組藝術指導弗謝沃羅多夫等人指出，蘇聯播音員請到了莫斯科著名的練聲專家游維斯卡婭做指導。她要求播音員練習「用橫隔膜呼吸，三分鐘不換氣講一段話，一口氣朗誦一段詩」等等。這樣的練習每週兩次，每次一個半小時，持續四年。即使是畢業之後，每周也要抽出半小時去專家那裡復習。[18]同年出版的一本廣播工作參考材料《播音和郎誦》中，橫膈膜一詞再次出現。書中介紹，蘇聯演員依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系理論受訓，要學會使用橫膈膜呼吸，具體做法是「開始一口氣念一行、兩行、三行、最後到十幾行」，最終達到喘一口氣念很長一篇文章的效果。[19]

由此，播音員對發聲機制的認識呈現出一種認知方式的變革。但經過多年的浸潤，食生雞蛋早已不僅是對某種認知方式的回應，它已經沈潛、紮根到日常秩序當中，成為播音員生活的一部分。認知方式與日常生活方式的相互纏繞，也決定了問題的複雜性：必須同時變革二者，缺一不可。依舊以1955年中央廣播事業局的指示為例，雖然其對蘇聯的發聲方法高度肯定，但同時也強調要對播音員們「解釋清楚」。[20]具體如何解釋，就由各地電台自己做主了。據吳新回憶，在河北台，「這種優待一直延續到後來聽說那樣不衛生才終止」。[21] 雖然具體的細節已湮沒無聞，但從該時期全國各地出版的通俗讀物來看，喝生雞蛋確已成為一種「不衛生」的現象。比如，1954年北京出版的《衛生常識講話》直接指出「有人认为早上起来，喝上两个生雞蛋是「大补」。这種观念是错误的。」不僅是因為液體的雞蛋不易消化，而且「生鷄蛋里面还可能含有细菌寄生虫或其他致病的微生物」，所以不僅無益，反而有害。[22] 相似地，1956年石家莊出版的《自然常識問題解答》，1957年上海出版的《為什麼》以及1958年廣州出版的《日常生活小知識》等一系列小冊子，均從營養、消化和細菌等方面向全國各地民眾普及「食生雞蛋不衛生」的新常識。[23]由此或可得出，地方電台不僅強調了蘇聯發聲方法是先進的，還很有可能借助了當時影響力甚大的衛生話語向播音員進一步施壓，從而為生活上的變革正名。

筆者無意於糾纏生吃雞蛋衛生與否，因為只要將雞蛋至於現代衛生話語之下，就有遮蔽甚至中斷其原本所屬知識脈絡的嫌疑。因此，只有將雞蛋所處的知識脈絡一併帶出，才能幫助我們認識這一認知變革的深刻之處。上文已經論及，四五十年代播音員吃生雞蛋並非毫無道理，而是有據可查。只不過，這裡的「據」並不為現代醫學理念所認可罷了。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上述幾種較為流行的小冊子，雖都一致認為「食生雞蛋不衛生」，但又同時對本文上述「食生雞蛋能保養嗓子（以衛生）」這一命題保持緘默。看似自相矛盾，實際上乃是由於「衛生」的內涵已從原先「保衛生命」縮窄為「清潔」。[24]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十年代中期電台對雞蛋的揚棄，實際上是兩大知識體系之間的角逐，是現代衛生話語與中醫經驗主動決裂，向其宣示主權的表現。

三 · 後雞蛋時代的喉舌療治

那麼，在新的認知方式之下，與之相適應的嗓子保健方法是什麼樣的呢？根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台史資料，1955年3月中央廣播事業局召開全國播音業務學習會，請專家做了怎樣保護嗓子的專題報告，遺憾的是，該報告的具體內容目前無法得知。[25]同年出版的《蘇聯廣播工作經驗》對此也沒有記載。不過，根據河北台在1956年播音員培訓時《談談怎樣保護嗓子》一節的講義大綱，可以看出此時在地方上保護嗓子已經由單純的喝生雞蛋轉變為針對整個身體的全方位調適，比如：保證充足的睡眠，注意飲食，還要經常鍛鍊身體，練嗓子。另一方面，酒被「點名批評」了兩次：一次是不吃刺激性的東西，如辣椒、酒等；另一次則與煙並列，「不吃煙，不喝酒。」[26]由此可推測，酒應當是中國地方播音員的大忌。

進入五十年代後期，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以及大躍進的展開，聲音工作者的負擔快速增加。從中央到地方，各電台的播音員們不僅要以準確、鮮明與生動的方式將社會主義建設以聲音景觀的方式展現出來，還要保證長時間、高強度的準確輸出。如此超負荷的運轉，讓那些即使是採用了正確發聲方式的喉舌也受到損傷。不過，這些經由病變的喉舌傳出的嘶啞之聲被勝利的歡呼所淹沒，直到大潮退去才浮現出來。1963年，有醫生撰寫了一篇《發聲器官的保護》，其中「保證充足睡眠」一條最耐人尋味。文章認為，肌肉「工作到一定限度即會產生疲勞，這在發聲方法正確的人也不能例外」。如果在疲勞之後仍繼續從事聲音工作，「由於喉部肌肉咽部肌肉和呼吸控制之間失去平衡，即使原來發聲方法正確的人，此時也變為暫時的不正確了，可以產生肌肉的勞損」，進而導致聲音沙啞或者其他病症。[27]因此，必須要保證充足的睡眠，以便使人在體力充沛、精神飽滿的狀態下工作。

雖然這文章指出，「關於嗓音治療事業，我國尚處於萌芽狀態」，但它提出的另外兩種方法，確實為喉舌的保養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一，不斷提高發聲方法水平。發聲方法好的人，其呼吸、聲帶以及嗓子一定是呈現平衡狀態的。因此，尋找這種平衡感，使用正確的發聲技巧，是「最積極地預防某些發聲器官疾病的方法」。第二，定期做發聲器官檢查。自我感覺良好的發聲者「最好一個月最多三個月」檢查一次發聲器官。同時，各相關單位可以吸收有護士水平的醫務人員，經過三個月到半年的耳鼻喉科和嗓音治療的學習，成為嗓音保健員，負責該項檢查。[28]

文革時期，播音員普遍採用高亢的語調進行播音，以「愛憎分明」為原則，將革命的聲音傳向全世界，這也讓喉嚨再次成為職業病重災區。五十年代圍繞橫隔膜呼吸法來提高發聲水平，進而預防和治療咽喉疾病的方法在這一時期得名「發聲矯治」療法，以多種形式在播音員群體中流傳開來。不過，此時的傳播路徑也與五十年代相似，突出表現為借鏡其他領域，尤其是歌唱家這樣用嗓久、強度大的聲音工作者群體。1970年中央樂團編寫出版《嗓音治療資料匯編》一書，對該療法進行介紹，尤其是練習如何控制呼氣，用橫膈膜呼吸，通過咀嚼緩解頸部肌肉緊張等等。[29]隨後，「發聲矯治」療法由歌唱界傳入播音界，並在1973年北京廣播學院召開的播音員培訓班上得到宣講，後由安徽省革委會廣播事業局收入《播音業務專輯》，於1975年編輯出版。1976年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播音專業七四級工農兵學員參考「發聲矯治」療法，制定出自己的嗓子鍛鍊與保護方案。該書強調，「練聲絕不是個人的事情，這是為了黨的事業，為了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為三大革命運動服務」。[30]但從其對中央樂團資料集的大段抄錄與參考可以看出，服務於文革播音文化的喉舌矯治理念實際上也建立在五六十年代以來對喉舌及發聲器官的生理認知轉向基礎之上，具有強烈的連續性。

四 · 總結

以上，筆者簡單勾勒了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和新中國播音事業中對喉舌發聲機制及保養的認知演變軌跡。在这段历史中，两组矛盾贯穿始终：一方面播音員要保證自己時刻能夠作為黨的喉舌發聲，另一方面又不斷擔心自己的嗓子會因為發聲不當或者過度疲勞而失聲；一方面保有學習其他領域保養嗓子先進經驗的熱情，另一方面又因缺乏為播音員群體量身定制的專門化保健方案而感到持續焦慮。1975年《播音業務專輯》的編者在介紹中央樂團的嗓音治療法時不無感慨地指出，「目前還沒有真正結合播音員用聲特點的專門醫療論著」。[31]更讓人觸動的是，這樣的論著似乎在近五十年後的今天依然沒有出現。不過，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當下，作為人體器官的嗓子非但沒有被編碼而成的數字信號取代的跡象，反而誕生出更多的聲音工作者崗位，音頻節目如火如荼。這或許會成為一部真正的發聲器官醫療史誕生的時代契機。本文意在拋磚引玉，指出在革命以及繼續革命的年代，播音員自身的生存狀態，除了包含以往論述常提及的對聽覺文化的深度參與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熱情之外，還縈繞著一種易為人忽視又揮之不去的焦慮。這種焦慮隨政治對喉舌的調度而起伏，在喉舌接近及至突破肉身限度時而激盪蓬勃。由此折射而出的作為政治主體的人與作為生命體的人之間存在的張力與不平衡感，至今仍充滿迴響。

---

Please see the PDF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below for detailed footnotes.

For citation: “A Tale of Two Eggs: A Medical History of Communist ‘Tongues and Mouthpieces’ ” (《從兩枚雞蛋說開去——關於“喉舌”的一段醫療史》), Kaiwu: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 2023.